我和我的家乡 | 丁俊华:我的家乡我的家
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,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,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祖国大地的伟大时代。我的家乡攸县,又称梅城,地处湘东南部,因攸河贯穿全县南北而得名,早在新石器时代,就有人类繁衍生息,于西汉高祖五年正式置县,可谓历史悠久。我的家在离县城50公里的一个偏僻小山村,一条小河穿村而过,一条黄泥巴路连接村外的世界。
童年的记忆是温暖的,也是艰苦的。小时候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“11路”,每天上学要走一个小时的路才能到,最怕下雨,一步一滑,脚底还粘着很厚的黄泥巴,简直寸步难行。儿时记忆中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去镇上赶集,可以看看外面的热闹,运气好的话缠着父亲还可以得到一点糖果、粑粑,在一年也吃不上几次肉的年代,诱惑还是很大的。可每次去要走十五里山路,来回就是三十里,对于小孩子来说是一个考验,虽然累但还是乐此不疲。家里有三间瓦房,墙是泥土夯成的,一间正厅、一间堂屋、一间卧室,另外还有一间茅草房,是猪圈和厕所。房子地基没有打牢,栋梁发生严重偏斜,在外墙用树桩顶着,一到刮风下雨的时候,全家就提心吊胆,怕房子会随时倒塌,一家人住在一个卧室里,虽有点挤,但也还算温暖。
穷苦孩子早当家。小时候父母身体不好,父亲患有哮喘、眼疾,母亲腿脚不利索,不能干农活,家里条件很差。从小开始我就是一边上学一边干活,早上天刚泛白就要起来挑水,挑完水再去放牛,下午放学后要去砍柴、挑水、扯猪草等,周而复始,天天如此。家乡主产水稻,最怕的就是暑假持续近一个月的“双抢”,要抢收抢种,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,高温酷暑烈日当空,有时实在口渴的不行,田坎里的水也要喝上几口。插秧的时候水里的蚂蟥很厉害,记得最多的时候脚上吸了七八条,拔出来流了很多的血,到傍晚野外的蚊子像轰炸机一样到处叮咬,但也顾不了那么多。因水资源不足,为了不耽误第二天耕田,经常到下半夜了还要去排队放水,荒郊野岭的,真的很恐惧。
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。梅城的山水涵养了攸县人淳朴善良、崇文重教、“吃得苦霸得蛮”的精神品格。九十年代初,因为父母常年生病,家里已是负债累累,可他们依然低三下四的四处借钱供我读完高中,后因父亲病重,不得已才中断学业参军入伍。记忆中,父亲对我学习是要求最严格的,如果期末考试没有得到奖,都是要罚跪挨打的,有一次甚至直接把我扔进了猪圈。从小以来父母没有给我们讲过什么大道理,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“要多吃苦、多干一点事、人不会累死的”“要努力读书,只有读书才有出路”“做人要善良,不要害人,多做好事才有福报”等等。父母的话我一直牢记在心,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,虽没有干出多大的成绩,但始终勤勉踏实,与人为善,清清白白,无愧于父母。
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,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,家乡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农村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。外出务工的攸县人凭着“霸得蛮”的劲头敢闯敢拼,创建了深圳的“的士车队”,成为湖南省著名劳务品牌,长沙的超市、北京的菜市、湘潭的布市都是攸县人的显著标志。同时,煤矿产业也迎来了大发展,当时仅一个黄丰桥镇一年就收入13个亿,攸县人靠这几样就获得了富足的生活。2000年8月,离家三年的我踏上了探亲的归途,印象最深的是走了很多年的泥巴路修成了水泥路,再也不用踏着一脚烂泥回家。家乡还办起很多小工厂,平时母亲会在家里加工鞭炮筒,姐姐也在玩具厂上班赚钱贴补家用。几年后,家里的危房也终于改建成了高大宽敞的楼房,再也不用担心刮风下雨了。
攸县依靠挖煤致了富,但也付出了破坏环境的代价。进入新时代,随着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,攸县人找到了新的发展路子。曾经徐霞客笔下的攸州挖煤人已不见踪影,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高科技企业产业工人忙碌的身影,全县经济驶入健康发展快车道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,一大批景点也面向游客开放,国家级地质公园——酒仙湖风景旅游区云蒸雾绕,有如仙境,造型独特的白龙洞,一峰独秀的灵龟山,幽静古朴的宝宁禅寺,重建后的石山书院,傲立在攸州公园之巅的文昌阁,都在向世人展示着梅城的独有魅力。
随着党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,农村迎来了新发展。如今再回到家乡,水泥路成了更平坦的沥青路,路旁装上了太阳能路灯,更多的绿色、高科技乡镇企业蓬勃发展,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有了小汽车,很多家庭盖起了豪华小别墅,农村土地流转,种粮大户全机械化操作,种田成了致富新途径,邻居大妈们也跳起了欢快的广场舞、健身操。农村山美水美空气好,家乡成为我们这些远方游子心灵休憩的最好归处。